发布时间：2022-12-23 16:50:01源自：https://www.it-th.com作者 ：it谈话网阅读(214)
在刚刚结束的“辛巴燕窝打假案”中，著名职业打假人王海号召购买燕窝的消费者维权的同时，还通过微博发出组合拳，鼓励受害消费者们可以委托自己进行消费维权，但条件是收取50%赔偿款作为委托费和律师费，还设定了打假起步费为1000元。
如果说王海的“公司化”打假是“打出名堂”，那么这些月入“万把块”的散兵游勇就更千姿百态。社交平台QQ上存在大量职业打假人群，偶然被拉入群中的林正，发现了不少有关这个行业的“隐秘的角落”。
对他们来说，在这样一个灰色地带游走、牟利，不能缺少狡猾和阴险。带兵打仗，孙子兵法讲以多剩少才是上策，韩信则推崇背水一战，证明以少胜多也是对的，方法论不同但目标一致，就是要赢。“打假”如同打仗，假货是敌军，打假人拼的就是“稳准狠”。
一进群，林正就收到了这样的全体消息。在职业打假人圈子里，他们形成了一套“黑话”，甚至还有打假群主把行业黑话整理成一个群文件，以供新入群的小白们学习，文件的名字被称作“名词解释”。
比如，“上车”的意思是别人带着你一起打假“车票”是指跟着别人上车，要给别人钱作为好处“先车后票”是说得到了赔偿再给好处“吃货”的意思是仅在平台上要求“仅退款”，即只退钱，不退货，也不需赔偿。
从群里刷屏的消息来看，这群职业打假人们主要抓住的是产品标签、宣传用语等方面的“小辫子”，以举报、起诉到工商局、法院要挟商家，要求给予3倍或10倍赔偿作为“封口费”，还有部分打假人们是直接发起诉讼索赔。
例如，在购买海淘进口奶粉大笔订单后，以“没有中文标签”为由索赔或是商品详情页里包含“最”、“100%”等极限词再比如拿出某保健食品检测证书，“某成分含量超过国家推荐用量”，职业打假人要求商品总价格的10倍“封口费”......
“来两个赔偿，可下车600/800，车费50，自备本金9.5，百分百下车，不下车退你车费和本金，最后下车后分我两百。”
在圈子里，有拿得出手的打假案例才有资格当师傅，群里有一条大家都心知肚明的“鄙视链”，拿赔偿的看不起吃货的，赔偿大于1000元的才算是大额赔偿。
“一般来说，师傅收徒是要收费的，我见过的是1888元一位。”
拜师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得到“消息源”（有问题的商品链接）。师傅发现“目标链接”就会告诉他的徒弟们，偶尔也会在同行QQ群里共享“情报”。
“当时，我们只要看到，某一个产品的全国销量都涨了，那就糟了，肯定是被他们（打假人）买了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商家，如是说。
有一次，有商家在经历了被某地级市打假人，几乎同时敲诈两笔赔偿后，连那个省的订单都不敢发了，商家态度是:“宁愿不挣这笔钱，也不能冒风险。”
卖保健品的刘方了解到，虽然有同一商品同时遭遇多人打假，但不会出现同一人在同一店铺打假多次的情况，“这应该是他们的行规。”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、《产品质量法》是他们入门级教科书，打假群里提供的还有打假成功案例剖析、工商投诉举报范本、赔偿标准等等。流传的说法是“吃透这几部法律，基本上月入上万不成问题。”
林正从打假群群主那学到的打假标准流程是:先跟卖家聊天、谈心，不要直接入主题，慢慢地将法律知识告诉商家，同时给予卖家自行百度查询法律条款的时间，在聊天气氛紧张到极点时，直截了当地说需要按照法律要求赔偿。
“商家说要举报我，怎么办?”群成员的一句话打破了打假群午后的安静，还连说了几句脏话。
据林正描述，群主当时是这样说的，“卖假货报警是不可能立案的，法院也不会受理。他（商家）说他报警了，你叫他拍报警回执。”语气十分笃定。
后来这场打假结局如何，林正也无从得知，给他留下的印象却很明确，“打假其实是与商家间的心理博弈战”。
刚刚入行的打假新人，往往有些焦虑，这时候群主总会如是安慰:“最差的情况也只是退款退货而已。”
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们对于“打假翻车”的担忧，最终抵不过“小成本、高回报”的收益诱惑:
2块钱的商品换来400块的赔偿、500元的本金撬动2000多元的封口费、下单2000块获赔1万多......
经营医疗器械的商家余婷告诉亿邦，打假人也是有段位的，门槛最低的是打“极限词、虚假宣传、三无”，比如最XX、100%、第一、无正规授权等等，更高段位的是商品与描述不符、“成分含量超标/不足”等等。
她清楚地记得，开业的第二天就涌进来了大笔订单，结果48小时未能发货，直接赔付了商品总价格的5%给了顾客，“拿到钱，顾客就退单了”。
第二次是打假人直接在后台申请退款，理由是“虚假宣传”，打假人指出“抗菌消淤”是医疗用语并不能用于美妆产品的宣传。他直接留了个联系方式要求赔钱，不然就举报到工商局。”
据《招商早知道》报道，调包、篡改标签，伪造、变造证据，或者把不存在质量问题的“标注瑕疵”当作欺诈问题进行碰瓷，索取赔偿，这类情况也时有发生。
“成本太低了，揪商家的‘小辫子’只需要看个商品详情页，再用键盘打几个字，和商家扯几句，就拿到钱了。”
在商家们看来，职业打假人干的就是不劳而获的事情。
即使在初期与商家私下协商不顺利，职业打假人们告到工商部门、法院后，案件受理费最低仅需几块钱，大多数的县、镇法院的受理费也只是10元-50元不等。
“如果胜诉，这些费用都由商家来付。”
“他们用订单号找平台客服就能拿到卖家的个人信息，拿着这些就去法院起诉了，或者投诉到工商局了。”林正介绍，卖家收到法院传票后，基本上3-5天就会主动联系（打假人）。
大多数商家听说闹到法院或者工商去了，会被吓唬住。即使商家应诉，维权成本高也是商家们面临的现实问题。
“根据现有法律规定，打假人是在自己当地的法院提起诉讼，商家收到法院传票后，需要到起诉法院打官司，那些法院都是某个市、某个县里，我们公司法务五六个人每天都在全国各地打官司，一年有两三百起案子。”刘方说。
刘方经常遇到的情况是，打假人拿着几十年前的法律条文起诉他们，但实际上有更新的法规可以证明他们是合法合规的。往往职业打假人们是广撒网，碰运气打假，看哪个商家先怂先给钱。
刘方见识过最忙的打假人是，“一上午开7个庭，都是他告的商家。”有媒体报道称，不少职业打假人两年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已超过了600件。
他告诉亿邦:“他们还有各种流氓手段，你来了（法院），他们(打假人)就撤诉，过两天他们又起诉，一来二去，商家折腾不起。”
打假人们也深知这一点，他们告诉刚入行的新人们，“下单金额很重要，限度合适就行了，卖家来的话就需要考虑各种费用，还要担心能不能打赢官司。”因为，大多数商家的心理是，如果赔偿金额不大，也就赔了，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。
根据商家们的说法，一般情况下，只要打假人要求协商，或者工商调解，都是可以还价的，最夸张的时候，能够在要价基础上打两三折，他（打假人）开口要几千块钱，最后可能就三四百块钱解决了。
余婷就曾遇到过，“开口要七八万，最后一万出头解决的。”在7、8年的创业生涯里，余婷遭遇过十多起打假，她说:“百分之八九十就是私了解决的”。
林正在打假群里也见到过，因“索赔2100元，磨蹭了1个星期，最后300元下车”而发牢骚的打假人。打假群里，师傅往往会教导打假新人:“别贪心，1万元的赔偿金‘吃’70%左右就行了。”
“以前一年被打假几百次，现在好多了，只有个位数了。”刘方回忆说:“2016年以前，只要他（打假人）去工商举报，大部分一举报他们就赢，最后我们赔钱，闹到法院去，法院也是支持职业打假人的。”
以浙江省为例，浙江省高院2015年发布的浙江法院《消费者权益保护白皮书》，2010年浙江省法院共受理各类消费者权益纠纷民事案才386件，2014年已达2735件。
可以作对比的是，2010年起诉淘宝、天猫等平台卖家的案件还只是零星出现，2011年、2012年和2013年均在100件以下，2014年达到190件。
刘方总结认为，职业打假人找的不是产品的麻烦，而是手机上（如商品描述）的麻烦、条规手续的麻烦。换句话说，“他们打的不是食品安全的问题，而是手续的问题，这应该由行政部门来监管的。”
上述白皮书也提到，大多数职业打假人们买到假货，不是第一时间向工商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单位反映或诉诸法律，而是向商家勒索，要其花钱买平安有的多次买同一问题商品并分次起诉，试图获得多份惩罚性赔偿。
2016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，明确将职业打假人排除在“消费者”之外，法院不再支持职业打假人的判例也开始出现了。
与此同时，电商平台一经发现恶意敲诈勒索的职业打假人账号后，也会对其做出限制登录、封禁异常账号等处罚措施。打假人们的经验是，“一个账号最多（打假）四次，就要被(平台)风控系统限制登录，如果是白号(新号)，顶多2次。”
慢慢地，“打假风气就变了”，刘方说。
如今，为了应对依然少量存在的职业打假、敲诈勒索，商家们也根据经验总结出了一套应对办法:
一方面是预防打假，比如要求运营人员熟知新广告法，避免使用敏感、违规的描述词，或者商品到库后着重核对商品信息等。
“如果遇到高级打假人，他注意到了你、甚至厂家都不知道的方面，比如含量、成分问题，那就只能‘认命’，毕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熟知一本几千页的药典。”刘方告诉亿邦。
如果一个订单的收货手机号为空号或无实名认证的新号、要求开发票、收货地址不详细，多为放快递柜或某某超市、购买数量或金额偏多，仓库和运营人员就会慎重起来，起码会去网站上查一下是不是打假人下的单。
据了解，在电商卖家们自发组建的“反恶联盟”网站上，收录了166万“恶人”信息，包括打假师、差评师、敲诈师、刷单师等等。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颁布26年来，无论是商家，还是消费者，都需要清醒认识到，如果商品的确存在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、假冒伪劣的问题，那打假人的存在无可厚非。
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在《平庸之恶》一书中写道:恶是平庸的，你我常人都有可能坠入其中。把人完全同化于制度之中，服从制度的安排，默认制度本身隐含的不道德，甚至反道德的行为，甚至成为这类行动的实践者，虽然良心不安，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他者化、冷漠的行为，提供辩护。
当“打假”成为“假打”，职业打假人们抓住瑕疵性问题，向商家敲诈勒索，以此牟利为生，这既偏离了立法本意和保护消费者的初衷，也成为了社会体制下的“平庸之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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