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00婴儿视频泄露 这样的门事件竟然会发生|最新门事件

今天，没有什么比“6000婴儿视频泄漏”事件更能在互联网上制造噪音了。你认为它能吸引人们对这样一件大事的注意吗？

最近，合肥的一位年轻母亲发现，包括她自己的孩子在内的近6000名婴儿的视频数据被上传到了一个商业网站上。这一消息目前还没有引起太多关注，但新生儿信息披露在中国非常普遍和糟糕。

当一位母亲发现她的孩子出现在一个商业网站上，并且有“病房”、“入院号”、“姓名”、“性别”和“年龄”，她得到的不是与他人分享的快乐，而是震惊、愤怒和困惑。

这个意外的发现来自一位年轻母亲的自恋和厌倦。在业余时间，她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名字来播放，却意外地发现她的婴儿在孵化器中的视频被放在了商业网站56上。

和5793名儿童一起被发现。这些婴儿有一个共同点：他们出生在安徽省妇幼保健院。

当读者看到这一点时，他们首先会问一个问题：医院为什么要为儿童拍摄视频？事实证明，自2014年以来，安徽省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已经安装了远程网络视频访问服务，这样就可以在家里看到孩子。但是，您应该输入保留的住院号码和密码，以确保您只能自己看到它。

现在，这些出于“善意”（医院口中称之为“公益行为”）拍摄的视频完全在商业网站上公开。医院对“黑客”攻击做出回应，视频被盗。目前媒体对这一说法难以判断，建议公安机关积极核实。

可以发现，这些视频的上传时间跨度接近两年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意外发现，更多的婴儿信息可能会继续被泄露。

有些人说，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于信息披露，对信息的披露不敏感。这是一个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。

这可能是一个客观的描述，但不能证明中国人对信息披露不敏感，没有隐私意识。有很多现实，但他们被迫妥协。以新生儿信息为例。几乎每一位家长在生产结束离开医院后都会接到各种营销电话。有些卖婴儿用品，有些卖照片（满月照、年照），还有一些卖胎儿刷子。所有这些都是精准营销。他们不仅掌握你的电话号码，还知道你的孩子多大了，你完全透明让他们感到兴奋。

母婴信息，属于高价值信息。此时，父母愿意花钱。因此，此类信息一直是信息泄漏的重灾区。深圳和上海发生了集体泄露婴儿信息的恶性事件，造成数十万人死亡。

信息披露的后果不仅是承受销售电话的骚扰，还面临许多欺诈。具体过程是这样的。你会接到一个自称是“卫生局”的人的电话，准确地说出你的名字、婴儿的性别和出生日期。那我就告诉你，国家现在鼓励生育。如果有优惠政策，我会给你2000元左右的补贴。最后，你将通过一系列骗局被处理，比如收取费用。

这种欺骗其实并不聪明，但它抓住了一些家长的“心理期望”，认为生完孩子后真的有现金补贴。我很遗憾地告诉你，中国没有新生儿现金补贴。这种想法是可以阻止的。

这种欺骗的使用范围有多广？我在网上搜索，这让我大吃一惊。如果你感兴趣，你可以自己搜索关键词“新生儿补贴欺诈”。这种欺诈的风格是“我是你的领导，你明天来我办公室”。

“母婴信息贩运已成为监管的难点。”

公安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，经常向媒体强调，由于母婴信息的高附加值，往往会多次颠倒，上下游永远不会相遇，因此很难追踪。

这个理由实际上很有争议。母婴信息的披露比其他信息更容易追踪来源。我们可以从婴儿信息登记的入口看到。只有三种方法可以知道新生儿的性别、年龄、父母的电话号码，甚至家庭住址。第一条路无疑是出生医院。第二种方式是建立一些社区医院（包括疫苗接种点），第三种方式是注册部门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（1001）说，很难追踪成年人的信息泄露渠道，因为泄露秘密的方法太多了。但婴儿的社会关系简单，只有医疗单位、户籍部门等少数组织得到登记和完善。

此时，如果采用“回访”方法从婴儿信息登记的录入单位进行核实，并不困难，至少比其他类型信息泄露的调查容易。

有必要强调，新生儿数据泄露的第一个嫌疑人是医院。因为信息是你先收集的，现在泄露出去了。当然，你应该是第一个调查的人。然而，我们遗憾地发现，有关执法部门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没有这种“办案直觉”。

今年5月，济南警方报案成功破获“20万儿童信息打包出售”案。目前尚不清楚该如何处理此案，但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，一些犯罪分子往往一次收集并转售数万条重要的个人信息，最终判决往往只有几个月甚至缓刑。

社科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刘仁文认为，如果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依据，如何识别违规行为将是一个难题。如果所有问题都依赖于刑法，很容易造成超负荷运行和不同规模的刑事执法。

奇怪的是，中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有40部，法规有30多条，法规有200多条。这个数字似乎很大，但分散的法律规定并没有形成合力。

基于此，中国对个人信息披露的处罚非常不系统，处罚标准也不同。例如，中国软件开发联盟网站曾泄露600多万条个人信息，但处罚只是行政警告。

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了。早在2003年，中国就开始研究颁布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。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只有一份草案尚未通过。

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个宏大的话题。你还不如稍微缩一缩嘴，专注于患者信息保护。

今年1月，一则关于“一名女子婚前检查后隐瞒艾滋病，丈夫婚后感染艾滋病”的新闻引发了争议。被感染的男子认为，婚检医院和疾控中心没有及时告知妻子的病情，侵犯了他的知情权。

事实上，就本案而言，过分强调隐私权而忽视知情权和生命健康权显然是不恰当的。然而，在中国，更常见的问题不是“强调隐私权而忽视知情权”，而是患者的隐私得不到保障。

在发达国家，披露婴儿信息等恶性事件已不再是隐私问题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种犯罪行为。然而，如果小恶不受惩罚，大恶就很难调查。如果我们不从问题的根源入手，就很难关注宝宝的信息披露。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应该做出多少努力来保护患者的隐私。

在医学伦理学中，对患者隐私的保护进行了彻底的讨论，几乎没有灰色地带。例如，美国自2003年起实施了《HIPPA法案》（目前没有正式的中文名称，可以称为“医疗电子交换法案”）。该法案详细规定了“谁可以获取患者医疗信息”。

其中有10种情况。只有满足这10种情况，医生才能向外界披露患者的隐私，如“与参与医疗护理或承担医疗费用的亲友分享，除非患者反对”、“为了公共卫生安全”、“帮助医院确认死者身份”，如医务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，将被处以再教育罚款，吊销执照